《原神》拾枝杂谈“纳西妲:遍解玄奥” 她还是个孩子
随着3.2版本虚空鼓动,劫火高扬在今日(11月2日)更新上线,《原神》官方同时放出了新版本角色之一草神纳西妲的拾枝杂谈纳西妲:遍解玄奥。若不是禁忌...
2026-01-28
“寒山诗”是唐代僧人、诗人号寒山子所作的诗。世传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寒山诗被称为通俗诗、白话诗,但由于寒山诗表达上的特殊性,并非浅显易懂。或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近代以来风靡欧美和日本,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寒山诗热”。
“寒山诗”是唐代僧人、诗人号寒山子所作的诗。世传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寒山子诗集序》。寒山诗被称为通俗诗、白话诗,但由于寒山诗表达上的特殊性,并非浅显易懂。或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近代以来风靡欧美和日本,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寒山诗热”。
寒山子诗集选
凡读我诗者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
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
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
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重岩我卜居
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
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
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
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可笑寒山道
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
联溪难记曲,迭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
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
吾家好隐沦
吾家好隐沦,居处绝嚣尘。
践草成三径,瞻云作四邻。
助歌声有鸟,问法语无人。
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
琴书须自随
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
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
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
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
欲验飞凫集,须旌白兔游。
灵瓜梦里受,神橘座中收。
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
一为书剑客
一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
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动。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
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
庄子说送终
庄子说送终,天地为棺椁。
吾归此有时,唯须一番箔。
死将喂青蝇,吊不劳白鹤。
饿着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人问寒山道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树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
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多年心尚劲,日久皮渐秃。
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影响
传入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冲破海洋的阻隔开始了友好往来。《后汉书》记载了日本在建武中元二年(57年)和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两次向东汉派遣朝贡使者的情况。实际上,古代日本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在它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献典籍都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推古十五年(607年)起,日本先后5次派遣“遣隋使”。唐灭隋后,于舒明二年(630年)始,又先后派遣“遣唐使”,出现了像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吉备真备(695—775年)、空海(774—835年)、最澄(767—822年)等著名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事实上,双方在文化和贸易领域频繁的人员往来掀起了文献典籍交流的鼎盛局面。有学者考证:9世纪在日本流传的汉籍,分别为隋代的50.1%、唐代的51.2%。即是说,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东传日本(严绍璗260)。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的《白氏长庆集》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唐商和日本留学僧带入日本后而广为流传的。尽管在宽平六年(894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企图削弱汉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但两国民间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日本和唐灭后继起的宋代在民间贸易方面仍然交流甚密,但多属于走私贸易。
然而,宋日在宗教领域却有多次官方意义的交流。日僧赴宋取经学习禅宗、律宗者不在少数,甚至亦有留宋达数年或十数年者。据资料显示,自宋太宗朝起,日本名僧来华的先后有[大/周]然(太宗时期)、寂昭(真宗时期)、庆盛(仁宗时期)、成寻(神宗时期)、仲回(神宗时期)等。据《五山诗僧传》资料,日本入宋求法的僧侣有37人,而由宋元赴日的禅僧亦有21人(转引自绪方惟精133-134)。赴宋日僧除了将唐宋时期中国佛经翻译的大量成果带回日本外,中国儒学经典和各类诗文集等也经由他们流入日本。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全得力于这些释僧。
寒山诗集就是由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来中国天台山巡礼参拜的日僧成寻(1011-1081年)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流传开来的。成寻本人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也记载了这段轶事。值得一提的是,12世纪的日本藏书家通宪入道(1106—1159年)的藏书目录中就有《寒山子诗一帖》。事实上,禹珪所赠成寻的《寒山子诗一帖》要较宋释志南刊刻的1189年“国清寺本”早一百余年。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一版本可能是“目前海内外所存寒山诗集之最早的宋刻版本”,即所谓的“天禄宋本”。不过台湾学者叶珠红在《寒山资料考辨》中则明确指出:“有次序有条理的《天禄》宋本,要比寒山、拾得、丰干之诗均未细分,且全无‘闾丘伪序’、‘丰干禅师录’、‘拾得录’的《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还要来得晚出……《天禄》宋本所谓的‘别本’,大有可能是《永乐大典》本所根据的‘山中旧本’”(172)。姑且不论成寻弟子带回日本的寒山诗版本是不是“天禄宋本”,也不论它与“山中旧本”有无实际的联系,这个北宋刊本无疑是最早流播于日本的寒山诗版本。它的传入从此揭开了日本寒山学研究的大幕。
在日本的流布
据资料显示,日本宋以后的寒山诗藏书除了“成寻本”外,还包括元贞丙申(1296年)杭州钱塘门里东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的朝鲜版寒山诗一卷、正中二年(1325年)宗泽禅尼刊五山版寒山集一卷(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①、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选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诗一卷、民国五年(1916年)张钧衡辑《择是居丛书》初集之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昭和三年(1928年)审美书院复印的宋版寒山诗集一卷以及1929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集部(景建德周氏藏景宋刊本)寒山诗一卷(附拾得诗一卷)等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寒山诗的注释本在中国国内早无存本,但在日本,近百年来却有多种注释本流传。日本学者大田悌藏在《寒山诗解说》中介绍道:“日本之注释本,计有宽文年间(1661-1672)之《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享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寒山诗索颐》三卷。《阐提记闻》说禅特详,《首书》简易,《索颐》详密。白隐之注可能系根据《管解》者。明治(1868-1911)以后亦有若干解释或讲话,其中释清潭氏之《新释》颇具参考价值”(大田悌藏 126)。此外,明治期间还有和田健次编著之《寒山诗讲话》。
20世纪以来,寒山诗继续在日本延传。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翻印了日本皇宫书陵部的南宋珍藏本,并由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该刊本载有寒山诗304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48首,较“天禄宋本”少10余首,而且不分五七言。首句为“重岩我卜居”,异于“天禄宋本”的“凡读我诗者”。这个刊本的第一页还印有“是书所印行不过五百部,此即其第000本也”字样。据考定该版本是“国清寺本”的三刻,源于1229年的“东皋寺本”和1255年的“宝祐本”之间刊刻的“无我慧身本”。序中岛田翰首先分析了寒山诗版本之不传的原因,他将其归咎为“刊刻不力”和“后人不好”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对寒山诗,岛田翰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寒山诗机趣横溢,韵度自高,在皎然上道显下,是木铎者所潜心,其失传为尤可叹”(转引自项楚,《寒山诗注》 953)。
昭和以来,日本学术界的寒山诗研究成果(注释本和论文)在张曼涛的“日本学者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一文中曾有这样的介绍:(1)《寒山诗》(岩波文库)(大田悌藏译注,昭和九年(1934年),岩波书店);(2)《寒山诗》(原田宪雄译注,方向出版社);(3)《平译寒山诗》(延原大川,明德出版社);(4)《寒山诗一卷附解说》(朝比奈宗原);(5)《寒山》(入矢义高,1958年,岩波书店);(6)《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津田左右吉氏全集第十九卷《支那佛教之研究》收录);(7)《寒山诗管窥》(入矢义高,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二十八册);(8)《寒山诗》(木村英一,《中国学会报》第十三集);(9)《寒山诗私解》(福岛俊翁,《禅文化》;同时载《福岛俊翁著作集》第五卷);(10)《寒山诗杂感》(中川口孝,《集刊东洋学》)。张曼涛认为这是自昭和以来,一代日本学术界和宗教界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的丰硕成果(97-98)。
但事实上,寒山诗的研究成果远不止于此。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在《寒山拾得》(上)一书中的《解题》中还提到明治以降的其它注释本和论文。如若生国荣的《寒山诗讲义》、释清潭的《寒山诗新释》、渡边海旭的《寒山诗讲话》、竹田益川的《寒山诗》(载《讲座禅》第六卷,筑摩书房出版)、広山秀则的“正中版寒山诗集”(载《大谷学报》四十一卷二号)及松原泰道的“青春漂泊——寒山诗之世界”等(久须本文雄 26)。在众多译注本中又要数195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在汉学界影响力最大。该译注本选诗120余首,1984年收入《中国诗人选集》(第一集第五卷)中。由于它卓越的学术价值,西方寒山诗的诸多语种的版本均奉之为圭臬。②此外,1970年东京筑摩书房出版的入谷仙介、松村昂的《寒山诗》(该书系《禅之语录》系列丛书之13卷)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寒山诗》还是目前最完整的寒山诗的日本语注释本,共收寒山诗306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55首。另据谭汝谦主编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介绍,70年代寒山诗的日本语译本还有1977年代田文志的《寒山诗和訳》(谭汝谦297)。
80年代,日本的寒山诗译注本则有昭和六十年(19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久须本文雄的《寒山拾得》上下两册。该书在译注时参照了作者老师、日本知名学者福岛俊翁的《寒山诗私解》和入谷仙介、松村昂二氏所译的《寒山诗》。此外,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三月二十日,筑摩书房出版了日本京都学派著名禅学家西谷启治的《寒山诗》译本,该书内容曾被收入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二月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36卷B、由西谷启治和柳田圣山二人所编的《禅家语录Ⅱ》。
在众多笺注和论文中,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寒山不过是宗教神话传说中子虚乌有的假想伪托之人,因而对是否有寒山其人一直持怀疑立场。如入矢义高认为:“寒山诗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子?寒山这个人究竟能不能成立?实际上还是个很大的问题”(234)。日本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1944年发表的“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一文中也认为寒山是否真如传说的有其人,是一疑问。他指出寒山诗与传奇化的人物寒山可以看作两码事。他甚至认为丰干、拾得亦非真实的存在(转引自张曼涛 100,108)。日本宗教学者大田悌藏的“寒山诗解说”也认为“有禅僧道翘者,假名寒山、拾得,赋诗述怀,使时俗视彼等为狂士而已” (125)。这样一来,日本学术界对寒山诗是否出自一人之手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对于寒山的生卒年月的考证并不像中国国内学术界那样热衷,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日本各界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喜好。
除了注释、校译和评论外,寒山和寒山诗也成为日本美术作品和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日本历代画士对寒山及其同伴拾得的形象都极为偏爱。“一头乱发,裂牙痴笑,手执扫帚的两个小疯和尚”(钟玲语)成为日本画界的一个熟悉题材。1977年8月,日本发行了一套雕版印刷的“国宝”邮票,其中50日元的一枚,便是诗人寒山的画像。王晓建认为该邮票的图案为日本16世纪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所绘之《寒山图》,并提到也有人认为此图出自14世纪日本画家可翁(?—1345)的手笔(王晓建 7)。实际上,这二人都是日本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③此外,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和山水画的最杰出代表、日本名画家雪舟(1420—1506)和日本绘画上影响最大的狩野画派的集大成者狩野元信(1476—1559)都曾以寒山拾得为题材作过画,前者有《寒山拾得图》,后者则绘过《丰干·寒山拾得图》。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镰仓时代,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梁楷(生卒年不详)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生卒年不详)等人作品随同禅宗传到日本,导致日本禅风墨绘的形成并发展。这二人在日本画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并都曾画过寒山拾得像,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还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
在文学创作领域,以一部《小说神髓》著称于世的日本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1859—1935)曾以寒山拾得为题创作了舞踊脚本“寒山拾得”。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坪内逍遥还上演了该剧。此外,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之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1862—1922)也曾以闾丘胤序为基调,于191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该小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70年代还被两位美国译者迪尔沃斯(D.A.Dilworth)和里默(J.T.Rimer)译为英文“Kanzan Jittoku (Han Shan and Shih?te)”发表在1971年的《日本纪念文集》(Monumenta Nipponica)第二十六期上。
除了学术界对于寒山的千般喜好之外,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各种传说和一切与“寒山”这个名称有点关联的事物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学术界相仿,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宠爱也完全可以用“狂热”来概括。尽管中国苏州的寒山寺和唐人张继(?—约779)与寒山和寒山诗并无丝毫瓜葛。⑤但在日本,人们对于寒山寺和诗人张继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枫桥夜泊》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日本游客凡游中国者也大多会去寒山寺拜谒寒山和拾得。在中国的旧历新年,许多日本人亦热衷去寒山寺聆听据说可以除却烦恼和带来好运的“寒山寺钟”。而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据清代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在“新修寒山寺记”的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张继)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11)。直到今日,《枫桥夜泊》仍被编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
日本的经典化
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容易被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读者理解,如明白晓畅的《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孙昌武教授的考证,寒山诗应是在唐德宗建中前后即公元780年左右出现的(《游学集录》91)。尽管在成诗年代上早于白诗,但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晚于白诗两百余年,因此不可否认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期白诗的质朴与通俗风格在日本的持久影响。此外,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宗教色彩浓厚,许多一流的日本诗人和学者本身就是僧人,如12世纪的“歌圣”西行法师(1118—1180)和17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等。“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钟玲 7)。
除了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下面的几个因素同样不能忽视。首先,镰仓时代(1185-1333)由于贵族统治和平民信仰的双重需要,从中国引入的、与日本旧教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在下层僧侣中流传的禅宗开始风靡一时。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日本就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且禅宗还帮助日本训练了大批的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利用禅宗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本尼迪克特 167)。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鼻祖荣西(1141-1215) 的巨著《兴禅护国论》就体现了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事实上,禅宗对于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禅宗的影响亦是无所不在。日本著名汉学家、佛学家和禅宗史专家铃木大拙(1870-1966)曾经提醒我们:“要理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深入研究禅宗的奥秘是必需的……如果了解了禅,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能走进日本人异彩纷呈的精神生活的最深处”(Suzuki 345)。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是中日两国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尽管寒山诗在此之前(平安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但相信这一时期禅宗的风靡使得寒山诗中那部分富含禅机、诗偈不分的禅悟诗和寒山的禅者形象对这时候的贵族、武士、僧侣和大众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寒山诗可以继续在日本朝野上下流传。在对禅者佯狂傲物、不拘世俗、蔑视传统、呵佛骂祖、机锋峻峭、拳打棒喝的性格与白居易晚年狂言绮语诗学观的崇敬中,日本文学对于寒山不羁的性格和不入世浊的寒山诗的接受和推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平安时期日本国人对于白诗的崇拜使得世人尊白居易为“文殊”,而寒山在闾序中亦被称为“文殊”。这种称谓上的巧合相信也为寒山和寒山诗赢得了无数好感。
其次,寒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的优游态度与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期文学界所重的“不好人之交,不愁身之沉,而哀花开花散,思月出月没。常心澄,不入世浊,自显生灭之理,不尽名利之馀执”的“风雅”文学观不谋而合。寒山诗中的道家风骨和隐士情怀在平安中后期和镰仓时代社会空前动荡的世风下显然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禅宗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的著名的短诗就表达了当时世人的这种人生取向:
多想优游于生死之间
无知与顿悟之道——我们梦游
游走后仅有一事萦怀:
雨声滴答
在Fukakusa幽居时的一个夜晚所聆听到的!
再次,日本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也让日本人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的山林幽居和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心仪不已。铃木大拙曾分析说:“日本人的热爱自然,我通常以为是和日本本岛中央的富士山不无关系”(qtd. in Suzuki331)。诗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这种地理环境上的亲近关系以及日本人对于寒山生活态度和寒山诗幽玄意境的喜好自然又为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赢得了数个世纪的文学名声和无数的追随者。再加上中日美术界的追捧与交流,寒山热在日本因此一再升温,于是寒山诗自传入日本后便历久不衰。
至于昭和以来日本人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兴趣,我们以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跟20世纪初(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引发的“中古学术热”有很大的关联。藏经洞内挖掘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日本人一向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从藏经洞的发现之初就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日本近代著名探险家橘瑞超(1890—1968)在继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Stein, 1862—1943)、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后来到敦煌,用不公正的手段从藏经洞的值守者王圆箓道士那里取走大量的文物和经卷。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1885—1978)等又用白银350两骗买敦煌写经400余卷。在敦煌学和中国中古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一直走在世界同行的前面,并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仍然视敦煌学为其东洋史学的骄傲。
尽管在藏经洞内并未发现寒山和寒山诗的任何踪迹,但却发掘出土了寒山的灵魂兄弟、唐代通俗诗歌重要开创者王梵志的诗歌共28种写本原卷,这些被埋没一千余年的五言通俗诗终于得以登堂入室重新回归唐代诗坛,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通俗诗的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王梵志和他的诗歌。其后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诸如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等大批王梵志研究专家。而作为梵志诗风的直接继承者,寒山的通俗诗在艺术成就上是梵志诗所无法比肩的。对于同属通俗诗路的梵志、寒山和庞蕴,中国敦煌学家项楚评论说:“寒山诗中有俚俗的一体,这是与王梵志和庞居士诗相近的,寒山诗中稍深微妙的境界却使王梵志诗和庞居士诗显得稚拙了”(“唐代的白话诗派”40)。因此人们在关注梵志诗的同时,自然地也将目光投向了本来就在日本读者中有着数个世纪良好声誉的寒山诗。于是,对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热情和日本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宗教因素再加之禅道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寒山诗在梵志诗被发现后再度点燃了日本各界的热情。我们从昭和以来寒山和寒山诗研究的众多成果便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消解了文学的雅俗之隔,这也使得一直因其通俗路数而被排拒于文学正典之外的寒山诗重新获得了经典重构的契机。
要之,寒山诗因其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赢得了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大众的持久喜爱。而20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的雅俗之隔逐渐消解,文学经典也迎来一个众声鼎沸、雅俗并存的时代。对于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使得寒山诗即使在现当代的日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并因此成为其文学典范。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地位于是得以牢固确立。
在中世纪,日本人的名字是有规矩的。
首先说最低的:平民,是没有姓的,只有一个名字。
其次说最高的:皇族,也是没有姓的,只有名字,但一些皇族会被降为臣籍,也就有了姓。
皇族降为臣籍一般只会姓源、平、藤原、橘等少数几个姓氏,这几个姓氏也被视作高级贵族的象征。
接下来就是贵族了,贵族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卿,一类是武士。
前面说过的藤原和橘两大姓氏出身的贵族大多是公卿,源氏和平氏大多是武士。
公卿的名字,一般为“姓氏+官位+名称”,公卿家的女子一般为“名字+父亲或丈夫的官位”,如紫式部、清少纳言;如果有封号,则用封号称呼,如北政所。
高级武士们都是有姓氏的,而低级武士有些是(自称)“名门”的后人,他们也有姓氏;有些地方豪强(土财主)没有明确的名门出身或者是某名门的分支,改了姓,他们常常用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如木曾义仲),也有些姓氏是编造的(如羽柴秀吉)。
除过姓氏,武士们一般都有两个名字,分别为通称、元服名(也就是大名),此外年幼时还有幼名(小名),幼名一般在元服后就不用了,只在长辈对晚辈、或非常亲密的同辈之间使用。
武士的全称规则一般为“姓氏+通称+元服名”,有官位或祖上有官位的,把官位放在通称前面,如果有赐姓却又不用放弃本姓的,情况就更复杂。
举例说明:织田三郎信长,织田是姓,三郎是名,信长是元服名,吉法师是幼名。
前田利家曾被赐姓羽柴,并获赐丰臣秀吉发迹之初的官位,这时他的名字全称就是“羽柴筑前守前田右左卫门利家”,后来他自己获得大纳言的官位后,“羽柴”姓就不用了,这时的全称是“前田大纳言右左卫门利家”。
在一般的称呼中,姓氏后面要么用官位,要么用元服名,要么用名,稍微正式点的场合用“官位+元服名”,或者“名+元服名”,很少有需要把名字的各个部分都全叫出来的场合,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如“明智左马介”或“竹中半兵卫”这样的叫法,这样的叫法成为“通称”。
此外,还有一些武士,因为出家,或者挂名出家,因此在姓氏之后往往会加上他们的法号,比如立花道雪,“立花”是姓氏,“道雪”是法号;武田信玄,“武田”是姓氏,“信玄”是法号。
有些出家者还有自己的号(跟中国古代人名的号一样),比如武田信玄晚年也通称为“武田德荣轩”,“德荣轩”就是号。
最后一类人是僧侣。
一般来说,和尚们的名字全称为“寺庙名+法号”,如本愿寺证如、安国寺惠琼等;另一类僧侣是日本神道教神宫的神官,一般来说,神官们往往是贵族出身,后代也常常成为武士,有自己的姓氏,比如织田氏;但也有个别是以自己所在的神宫名字作为姓氏的,比如宇都宫氏。
有几人看过易经?看过易经又看懂的又有多少人?
说易经是封建迷的人有二种,一种是为某些机构代言的人,一种是不懂装懂而又装逼的人?
我自认为非常喜欢读书,更认为只要是中国文字那有读不懂的书?三十年来也参与过写作,发行等业,更和编辑部,出版社打过交道,记得98年我拿着易经书时,越看越头疼,看不懂。也不是全不懂,而是理边大道理懂但细一研究就研究不下去了,后来发誓一定要读懂易经,但又尝试读了二次,真不懂,只好放弃。
易经不是迷信,它包罗万象,自然的风水的人文的,是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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